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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溯阁《四库全书》“百变记”

来源:兰芷之室网   作者:汪正正   时间:2025-04-05 17:35:53

其所挥斥者是依此路讲道德(讲内圣之学),此正是端绪之迷失(支离歧出),非挥斥知识本身也。

杜维明肯定'五四'批儒'有其很健康的意义',把儒家的缺点、弱点充分暴露出来,对儒学的真精神'有净化作用的功能',或者说'有一种澄清或厘清的作用'。正是在学术文化思潮"时间的代兴"中,由对西人长技的师法学习,到制度层面的维新变法,再到伦理、道德、文化的彻底而全面的"欧化","孔家店"中的儒术、儒学和儒教作为中国旧传统与旧文化的象征,终于经受不住"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和掊击而被打倒,竟至于沦落到了"今天的中国,西学有人提倡,佛学有人提倡,只有谈到孔子羞涩不能出口"、"孔子的道理成了不敢见人的东西"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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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余英时:《现代儒学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30页。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角度来看,任何思想都必然会被打上时代和阶级的烙印,传统儒学和现代新儒学都不例外,因此,就有必要对他们进行一种阶级-意识形态的分析。尽管他们的努力是"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激烈反传统的一种保守的回应",但他们"为解决传统和现代化关系问题所作的探索和贡献"是值得我们重视的。(《论春秋时代人之道德精神》,《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一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76、219、196页) 7.熊十力先生尝言:"惟汉以来经生多注重家法及今古文之争,赵宋以下更有汉、宋之争,此皆奴儒或迂儒以钻鼠穴为辽阔,而不睹天地之广大也。尽管"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决定了现代新儒学在今天还有一定的生命力",它还会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和自由主义的西化派这两个派别"并存发展,不断斗争较量,直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之日",但总的来说,"现代新儒家所提倡的'儒家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在中国没有现实的可能性"。

5,文化保守主义作为一种批判现代化的理论,与"后现代主义"有某些表面的契合之处。……要相信真理战胜错误是真理发展的规律,错误的思想只能用'百家争鸣'的方法来克服。方先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对其分析论述道: 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认为,在阶级社会里,除少数人文学科外,大部分哲学社会科学都具有阶级性,都是为一定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服务的,不是对社会发展起促进作用就是起阻碍或延缓作用的特定的意识形态。

因此,总的来讲,现代新儒家"返本开新"的思维理路和论证方法,"不是从现代化的需要出发去衡定传统儒学的价值,而是在肯定儒学永恒价值的基础上给它装进现代化的内容。二、现代新儒学研究与"三大思潮对立互动"说 作为中国哲学史家,方克立先生原来的学术研究重心是在中国古代哲学 ,尤精于中国哲学范畴的研究,对于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所作的系统深入的论述和阐释堪称中国哲学范畴研究的经典之作 ,另外,方先生对于中国哲学中的体用范畴亦有十分精到细致的梳理和论析。这就表明"在中西文化问题上,马克思主义者没有陷入简单化的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思维模式,对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均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批判继承、综合创新的态度,对各执一端的西化派和现代新儒家都有所批评,也部分地肯定和认同他们提出的某些合理的思想观点"。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方先生通过对现代新儒学思潮的深入研究,在对各种文化思潮和文化观点作出系统反思和全面总结的基础上,力主"三大思潮对立互动"说,并接着张岱年先生大力倡导"综合创新"的文化观,乃至进一步极富思想创见地提出"马魂中体西用"论,可以说为我们合理地回答和解决古今中西文化之争的难题,为我们正确地认识和确立文化发展道路选择的目标,作出了重要的学术思想贡献,树立了一种方向性的精神路标。

相对于"全盘西化"、"复兴儒学"、"中体西用"、"西体中用"等文化主张,"马魂、中体、西用"论不但以其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鲜明立场而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道路、理论体系高度契合,而且更以"中学为体"的高度民族文化自觉而在自强不息、变化日新、厚德载物、有容乃大的五千年中华文明中扎下了深厚根基,体现了时代先进性与民族主体性的高度统一,成为当今中国得到最广泛认同也是最具有现实性的一种文化选择。我还认为,为了证明那些被忽视的思想不无道理,学者们通过改变它们的形式来使它们与现实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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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方克立:《综合创新之路的探索与前瞻》,《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之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262页。…… 把儒学看作是一种宗教,一种所谓"道德的宗教",想依靠宗教信仰来解决中国今天的一切问题,显然也是不现实的。55.方克立:《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83页。当然,从这一理论立场出发,我们也不难发现,现代新儒家"返本开新"的重心"无疑是在'返本',即回到儒家精神的本根处,确认儒家道统在中国文化中的'一本性'"。

我认为上述三个派别都是主张中国要现代化的,不过各自选择的道路不同。所以,圣人讲的话、编的书--经典--就具有先在的权威性,凡人必须无条件接受,不存在凡人用理性审查同意不同意的问题,因为凡人的理性没有资格审查圣人的理性,相反只能用圣人的理性来审查凡人的理性,来要求凡人接受。后一变在变帝制为现代国家体制,以民主共和之制取代君主专制之制,在激烈的社会政治变革过程中,人们的思想亦不断地趋于激进化,新旧思潮之间交相排诋,乃至"国人对于异派势力,恒不容其为空间的对立,然终不能禁其为时间的代兴"。40.方克立:《展望儒学的未来前景必须正视的两个问题》,《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84页。

36.方克立:《现代新儒学的意识形态特征》,《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16页。"方先生认为,上述认识上的分歧最终要归结到历史观,即"是思想决定历史的进程还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一种思想学说的本质是从思想自身去找,还是要用它所反映的社会存在的内容来说明?" 而且,上述对历史上儒学的本质及其现代价值的分析和认识也同样可以运用到现代新儒学研究中来,具体来说,现代新儒家"高举'儒家人文主义'旗帜、主张走'儒家资本主义'道路",因此,现代新儒学思潮"在本质上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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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像这样顽固守旧和复古倒退的文化立场和政治主张,是不可能成为现代中国思想格局和多元文化思潮中的健康有益的一"元"的。事实上,随着现代新儒学研究的深入开展,大陆学界与港台海外新儒家的接触和交流、对话和互动也在不断深化,方先生文章中提到的1988年8月在新加坡召开的"儒学发展的问题及前景"国际学术讨论会、同年12月在香港召开的"唐君毅思想国际会议"、国际中国哲学会两年一届的年会以及海峡两岸越来越频繁的学术交流活动,都为现代新儒学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直接交流和交锋提供了机会和舞台。

……这一份宝贵的遗产,我们当然应该十分珍视,把它批判地继承下来,作为铸造新的意识形态和精神文明的重要传统资源。方先生在具体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现代新儒学思潮并与之展开交流和对话时,主要采取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理论立场和阶级-意识形态分析方法。说到底,蒋文所谓的全面"复兴儒学"实不过是认为作为一种宗教信仰的儒学可以解决现代中国一切问题的意识形态神话而已。"五四"新文化运动至今已近百年,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发展道路选择之争始终没有停止过,三大思潮对立互动的基本格局一直延续到今天,不过表现形式更加复杂多样、错综交集而已。作为一种"返本开新"的学术思潮和文化运动,其所谓的"开新"就是"要适应现代化社会需要,开出科学和民主",因此,我们不应"怀疑他们要求科学、民主之真诚,不能否认他们提倡的是富有现代意识、具有'现代'性格的儒学,或现代化之儒学"。在方先生看来, 为了回答儒学的本质问题,首先必须弄清楚儒学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学问。

他们竭力否认作为古代自然经济和宗法血缘关系产物的,在我国封建社会长期居于统治地位,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尊奉和利用的儒家学说具有意识形态的功能,不愿意承认儒学曾在我国历史上起过维护封建社会长期稳定发展和阻碍它向近代社会转变的作用,也不愿意承认儒学的一些基本观念已不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需要的事实,而只是片面地强调儒学作为一种"为己之学",一种个人安身立命的学问的"历久常新"的价值,并把这种个人的道德修养学说说成是"天德"在人心中的体现,即作为最高精神实体、"形上本源"的"神圣天道"在人心中的体现。81.杜维明:《青年王阳明(1472-1509):行动中的儒家思想》,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杜维明作品系列'序言",第16页。

现代新儒家第三代代表人物杜维明先生曾经提出过一个著名的论点,即区分"儒家传统"和"儒教中国",认为前者代表了"儒学精神的基本方向",它是"以人为主的",是"一种涵盖性很强的人文主义",而后者则是指"'以政治化的儒家伦理为主导思想的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及其在现代文化中各种曲折的表现',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封建遗毒'"。他们是儒学中糟粕的最彻底的批判者,也应该是其中精华的最坚决的继承者。

虽然"'群体'是否已经形成"在当时"还很难作出明确肯定的判断","但它与前一派大陆新儒家有一个不同的特点已很清楚,即不是全面认同而是要'有异于'港台新儒家"。根据方先生的观察和研究,作为一个活的、至今仍在发展中的思想派别和文化思潮,产生于上个世纪20年代的现代新儒学思潮至80年代已有三代人薪火相传,经历了三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迄今为止,"中国向何处去"、"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中心议题,依然是中国学人最为关切也最令他们倍感困扰而充满争议的重大问题之一。" 相对于先秦儒学和宋明儒学来讲,现代新儒家所致力的目标是推动"儒学的第三期发展",他们"弘扬儒家学术","重建儒家的价值系统",一方面是汲汲于返本以接续儒家一贯相承的"道统"、弘扬儒家的内圣心性之学,另一方面则又力图"开新"以融合、会通西学,谋求实现民主、科学的"新外王"事业,以适应变化了的新时代的需要。88.方克立:《"马魂、中体、西用":中国文化发展的现实道路》,《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之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314页。只有划清了这条界线,儒学研究和弘扬民族文化的活动才能健康地向前发展。

方先生曾多次指出,中国现当代文化发展的现实道路选择,"它的实质内容就是要解决中、西、马三种文化传统、三大文化思潮的关系问题,其核心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关系问题"。反省、反思整个中国近代史,否定近代以来的历次中国人民革命,认为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都是政治激进主义的产物,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革命阻碍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对问题的认识不清,既使大陆新儒家成为了儒学的高调而有害的代言人,同时也让许多人模糊甚至放弃了自身的立场,以至于"对自由主义'西化'思潮有一定警惕,而对保守主义'儒化'思潮同样可以颠覆、毁灭社会主义却认识不足,警惕性不高"。大家都能看到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大陆学界对现代新儒学的重视和有关研究成果的大量发表,对于改变新儒学'寂寞孤怀'的命运发生了奇妙的戏剧性的功效,因为它在台港也没有如此受人青睐,被提到'中国现代三大思潮'之一的地位更是它从没有受过的荣誉",乃至于"儒学和现代新儒学的发展前景问题已成为海内外学人最感兴趣的课题之一"  。

中国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中国现代三大思潮之一,因此,所谓"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决不仅仅是一种对自身研究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简单宣示,它也不仅仅具有学术思想史的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它还深层次地体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新儒学两大思潮之间的交流、对话与互动。对于这种由于隔漠不知而导致的极端反感和敌视"新儒学"的思想观点,方先生明确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我不同意把现代新儒家看作是同中国现代化完全逆向的精神力量,甚至认为它是'反现代化'的观点。

"然而,"朱熹和许多理学家所热烈追求的'得君行道'的理想,为什么终于幻灭了呢?……大致说来,'行道'之'君'难得其人和皇权的内在限制同为不可忽视的两大因素。" 然而,时至今日,各种天真的儒学观点和文化论调,却竟然如此地甚嚣尘上,不免有些匪夷所思。具体就近代以来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来说,很显然,那种对外来的思想文化本能地采取深闭固拒态度的极端的顽固守旧派对于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来说完全是一种非理性的、阻碍性的文化力量,"五四"时期尊孔复辟的思想诉求和政治主张更是一股与时代逆向而行的复古逆流,正是这股逆流直接激起了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及其"打倒孔家店"的文化激情。(《中国政治思想史纲》,台北:正中书局,1954年,第179页) 10.[美]包弼德:《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刘宁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2页。

这一说明格外值得我们重视,如果说"马魂"和"西用"都必须统之乎"中体"之"形"的话,那么,"中体"在三者之中处于关键的中心地位就是显而易见的了。然而,学术研究不可能漂浮在没有立场、不辨是非、缺乏方向感的理论真空或真理雾化状态中,因此,尽管认为"对于现代新儒家的研究、分析和评论,可以有不同的立场和态度",但方先生却力主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对现代新儒学思潮进行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的科学研究。

我认为,方先生从阶级-意识形态的角度对历史上儒学的本质所作的上述分析和论述,是更为全面而客观的,也是更加符合历史真相的,比新儒家学者抓住儒学的某些非本质的现象特征而把这种已经失去社会存在基础的意识形态抽象化、神圣化、永恒化要正确得多。上述看法不仅阐明了关于中国现代思想史的一种视野宏大而开阔、视角独特而辩证的整体性的研究路径,揭示了研究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学术思想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事实上也特别传达了一种为现代新儒家正名辩诬乃至引导人们理性、客观、全面地认识这种学术文化思潮的深层用意。

譬如,预言"21世纪是儒学的世纪",断言"中国人天然是儒家",以及各种各样重新将儒学和儒教建制化的具体方案,如全面复兴儒学、实行现代仁政、重建儒教或"立儒教为国教"等纷纷被高调提出,并大肆渲染,这究竟意味着什么?这逼使我们不得不严肃认真地思考一个问题:我们究竟应如何看待和处理儒学与时代的关系问题,究竟是要重新回归以儒学儒教作为一种统合性的"全能教义"或政治意识形态而对人们的学术思想与文化生活实施一元化统制的"儒教的时代",还是在建设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在传承与创新之间,不断尝试构建一种能够适应和满足现时代需要的、与时偕进的新儒学? 至少在我看来,后一种努力或许更为可取,而前一种诉求,即使在所谓"儒教"作为事实上的"国教"而享有"独尊"地位的帝制中国时代,单纯从儒学儒教与国家政权之间错综复杂、交互为用的关系的角度来讲,实际上从来都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幻想,更何况在今日,这一意识形态幻想亦只不过是寄托着某些儒家学者的儒教乌托邦理想的一种现代人的历史想象与思想虚构而已。7,主张以大众文化来消解主流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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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马睿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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